杨富学 叶凯歌 | 回鹘头韵诗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文化
头韵诗，指的是诗歌前一句的开头部分和后一句的开头部分形成押韵。押头韵是突厥语诗歌最古老的押韵手段，多见用于回鹘文写成的诗歌中，堪称古代回鹘文诗歌的突出特点之一。[1] 回鹘，是今天维吾尔族、裕固族（说西部裕固语的一支）的共同祖先，其先民的历史活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至7—8世纪时，开始以独立的、具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漠北回鹘汗国出现于历史舞台，其强盛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后逐渐由盛转衰，840年，因回鹘宰相句录末贺勾结黠戛斯击杀回鹘可汗直接导致了汗国的灭亡。汗国灭亡后，民众四处逃散，“西迁者主要分为三支，一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另一支逃往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第三支入新疆，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2] 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回鹘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系统，对后世及北方周边其他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回鹘的后裔，维吾尔族和裕固族文学作品不同程度的保留其古代文学作品的特点。在古代维吾尔族诗歌以及西部裕固语民歌当中仍保留大量以押头韵为主要押韵方式的作品。裕固族形成于敦煌，其民歌所具有的押头韵的特点，无疑是对古代敦煌文献所见回鹘语头韵诗的继承。后来由于受到汉文化或其他文化的影响，裕固族今天所演唱的民歌韵律有所改变[3]。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均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我国北方民族中，同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还有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塔尔和撒拉共七个民族。并不是所有突厥语族诸民族的诗歌或者民歌中都出现押头韵的押韵方式，其中，除维吾尔族诗歌和西部裕固语原生态民歌外，还有柯尔克孜族诗歌中也保留这种古老的押韵方式。其他各民族诗歌作品中均未见出现押头韵形式。除此之外，我国北方民族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语都出现了押头韵的诗歌作品。由此可见，头韵诗并不是回鹘后裔或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诗歌作品中特有的现象，而是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处于对立面的民族关系产生的文化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有和平友好的一面，也存在矛盾冲突的一面，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相学习，交流吸收，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在和平时期是这样，在出现民族对抗、割据、分裂的状况时也从未间断文化上的互通有无等各种往来。在我国北方的阿尔泰语系诸族当中也存在多方面、多角度的密切联系。关于阿尔泰语和某些其他语言的关系的第一个假设，出现在18世纪前半叶，第一个注意到蒙古语、突厥语、满—通古斯语之间存在某些相似点的学者是菲利普·约翰·冯·斯特拉伦伯格，他认为：这一大批语言的结构具有相似性。[4] 从语言特点的相似之处判断文学特征的相似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向和角度，更应该与民族之间复杂多样的关系相结合。
蒙古族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族自13世纪开始，使用回鹘字母拼写的回鹘式蒙古文，至元代又推行帝师八思巴喇嘛用藏文字母创制的八思巴蒙古文，两种文字并行。八思巴文字作为官方文字，元亡朝后失传，而回鹘式蒙古文沿用至今。蒙古族经历过悠久的历史斗争，积累了宝贵的民族文化。在蒙古族灿烂的文化宝库中，诗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蒙古族诗歌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历代文人墨客所创作的书面诗歌，另一个是民间歌谣，主要包括民歌、祝词、赞词等。蒙古语系黏着语，蒙古语是竖着写的拼音文字。蒙古语的词分阳、阴、中性，元音有长短之分，音节有重音和非重音之别，种种因素决定了蒙古语诗歌韵律的独特性。蒙古族诗歌押韵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诗行首部的“头韵”、诗行中间的“腰韵”和诗行末尾的“韵脚”。[5] 这里所说的押韵与汉语诗歌的韵律有很大的不同，但与维吾尔语和西部裕固语相似，主要以音节或者音节的一部分形成押韵，这与拼音语言和其语音和谐规律密切相关。
押头韵是蒙古语诗歌主要的一种押韵方式，“头韵”蒙古族称为“陶鲁盖好力宝呼”（tɔlɣæ hɔlwɔx），是“联词头”“联词首音”的意思。这就是说，所谓头韵就是诗的开头重复相同的音或相近的音，将诗行从音韵上联结起来，成为内容和形式上的有机体。例如：[6]
arwʌn laŋ moŋɣən awad,
awdʌr hɔrʌɣtɕin durwu?
amrʌɣ urən hɷdʌldad,
awin sətɣəl amʌrwɷ?
十两银子的彩礼，
填满了您的箱子吗？
把心爱的女儿卖掉了，
父亲的心儿舒坦了吧？
hœrʌn laŋ moŋɣən awad,
hɔrʌɣ ɕuɣuitɕin durwu?
hɔŋɣʌr urən hɷdʌldad,
hɔjɷlin sətɣəl amʌrwɷ?
二十两银子的彩礼，
填满了您的箱子了吗？
把可爱的女儿卖掉了，
二老的心里舒坦了吧？
这是一首蒙古民歌的节选，每节4句，每句开头以“a-”音严格押头韵，第二节每句开头以“hɔ-”音押韵，形式为“AAAA”，这种押头韵的方式叫做全联押韵：
bajʌn ɔwənæ hudωr hundəs hund,
bajʌn bɷlɣɩn ɷs hutɕteɣəs hutɕte,
hund hudriɣ axnarmin alt bɔlɣʌdʑ,
hutɕte ɷsɩɣ axnarmin arɕan bolɣʌnɔ.
白云鄂博的矿石最重，
白音布拉格的水最酸，
把最重的矿石变成黄金，
把最酸的泉水变为甘露。
这种一节诗每两行押同一头韵，其形式为“AABB”我们称之为双联押韵。除此之外，有每隔一行的句首押一韵，双行与双行构成形式为“ABAB”的押韵，叫做隔联押韵；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夹联押韵，即在一节诗歌中，首句和末句押韵，中间两行押韵，其形式为“ABBA”。笔者认为蒙古语诗歌中保留这种古老的押韵方式与其族源和周边其他北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
蒙古，起初居住在我国东北额尔古纳河流域，和我国北方的契丹、女真关系比较密切。此外，蒙古族兴起以前的匈奴与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诸多交流，并且对蒙古族的形成都有影响，实际上是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各部兼并融合成蒙古人，因此就蒙古族族源来说，并非是单独的民族一脉相承的关系。蒙古族族源基础的原蒙古人在11世纪时还是室韦——鞑靼人中较为分散和弱小的部落，可追溯到鲜卑、东胡。蒙古族天崇拜与狼图腾、以及游牧传统文化来源于突厥、匈奴，宗教信仰与定居文化传统来源于室韦、鲜卑或东胡。蒙古语亦是由通古斯语与突厥语混合而成。换言之，在我国北方蒙古草原先后孕育了匈奴、突厥、蒙古等父子关系的民族。
蒙古族族源与突厥等民族的关系密切，其文学作品必定受其影响。11世纪由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写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详细的介绍了突厥语系各民族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识和风土人情，除此之外，还收录了大量谚语、成语、诗歌、格言等内容，对当时文学作品和语言特点的研究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就记录了很多押头韵的诗歌，例如：
koxnï konum oɣuka,
kïlɣïl oŋar oɣïrlïk,
ərtüt alïp anunɣïl,
əzgü tavar oɣurluk.
亲族和近邻，
相处必以敬，
接受他人物，
加倍以相赠。[7]
这是一首典型的押头韵诗歌，前两句以辅音“k-”开头，后两句以元音“ə”开头，构成“AABB”的双联押韵形式。这与蒙古语诗歌的押韵方式基本一致。《突厥语大词典》中记录的诗歌虽然已有押头韵的形式出现，但头韵诗真正盛行和普及是到回鹘时期。回鹘文诗歌作品中押头韵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摩尼大赞美诗》，全诗123段，每段4行，均押头韵。我们还可看到“回鹘哲学家、文学家齐苏雅（Čisuya Tutung）撰写（或抄写）的歌咏六波罗蜜的15段四行诗（第51—53叶），另有佚名氏撰《向三十五佛致敬》（第36—46页，全诗共35段，每段8行）、佚名氏按字母顺序写成的21段八行诗（第47—51叶）和诗集开首描写佛寺之优美恬静的《田园诗》。这些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押首韵。这可以说是回鹘诗歌的最显著特征[8]。元代正是回鹘文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阿普林啜特勤（Aprinčor Tegin）的《爱情诗歌》《摩尼教赞美诗》、迦鲁纳答思（Karunadaz）的祈愿诗、阙达干（Kül Tarqan）的《摩尼教赞美诗》、巙巙（Kki-Kki）用头韵诗形式写成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用四行诗形式改写的《观无量寿经》以及悉拉特海（Sïlatqay）撰写的四行诗形式的居庸关《造塔功德记》等，都是文辞优美的文学奇葩。”[9]
蒙古文字的创立对其诗歌作品保留押头韵的特征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乃蛮部人原使用回鹘文，成吉思汗灭乃蛮部后，命乃蛮部掌印官塔塔统阿用回鹘文字母拼写蒙古语，创制了蒙古文，“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10] 并令其教授蒙古贵族子弟，自此，发布命令、登记户口、记录案件都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字，成为其加强统治的工具，也促进了蒙古文化的发展。蒙古文字的创立既源于回鹘文字母的拼写，想必文学作品的创作也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209年，成吉思汗西征，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西辽派往高昌的少监，归顺于蒙古。因其率先归附并多次出兵随蒙古军作战，有元一代，高昌回鹘一直享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并娶成吉思汗女为妻，名义上拥有与四位皇子（即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和拖雷）同样的地位：政治、经济、文化上长期保持半独立状态。蒙哥汗时期，在别失八里（即北庭）设行中书省。忽必烈继位后，察合台与窝阔台系的西北蒙古宗王发动叛乱，别失八里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与此同时，双方也开始了对高昌的争夺，后亦都护火赤哈尔的斤战死，余部拥立年幼的纽林的斤为亦都护，嗣后的亦都护皆驻武威永昌堡遥领高昌军政。[11]
由此可见，当时统治高昌回鹘的基本上仍是察合台宗王的后裔，与大漠东西蒙古统治者是所谓的“同宗骨肉”或“本族同类”。察合台汗国与回鹘社会、历史、文化关系十分密切。随着1260年阿里不哥之乱的爆发，接着是海都、都哇之乱，高昌陷落，至泰定（1324—1327）时，回鹘地区差不多已完全处于察合台汗国的控制之下。[12] 虽然双方不时发生武装冲突，但就经济、文化等方面仍不可避免的形成各种形式的往来。由于长期相处，许多原来回鹘部落与蒙古部落逐渐融合，察合台蒙兀人也渐渐被当地人同化，随着对回鹘文化接触越来越频繁，蒙古文学从中吸取了许多新鲜血液，形成了“我中有你”却又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柯尔克孜族也属于我国北方古老的民族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他们先后以坚昆、契骨、黠戛斯、吉利吉思等名称见于史书中。《新唐书》载：“坚昆，本疆国也，地与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后狄语讹为黠戛斯。”[13] 可以看出古代坚昆、黠戛斯与突厥、回鹘均有密切的联系。今天的柯尔克孜族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十分喜爱并善于歌唱。柯尔克孜族的诗和歌没有严格的界限，歌既是能唱的诗，诗即是歌词。在柯尔克孜族诗歌中，押头韵的现象也十分明显，但并非只押头韵，大多数诗歌除押头韵之外，还兼押腰韵和尾韵。例如：
ba jərqənən ʤomoʁu,
baʃtasa keler ororu,
eztelgenin ʤomoʁu,
estese keler ororu.
这是古老的故事呀，
值得人们来传诵它，
这是从前的故事呀，
值得人们来回忆它。[14]
这是史诗《玛纳斯》序歌中一段节选，从中可以看出，押头韵形式十分明显，前两句以“ba-”音节开头，后两句以元音“e-”开头，押韵形式为“AABB”式，另外还兼押“AAAA”式的韵脚。柯尔克孜族诗歌押头韵的规律也是受回鹘文化的影响。在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当中，先民黠戛斯一族在很长的时间里与回鹘联系十分密切。回鹘取代突厥汗国的地位后，于乾元元年（785）征服了黠戛斯。他们迫使黠戛斯君长取消汗号，“而回鹘授其君长阿热官为‘毗邻伽顿颉斤’”，[15] 黠戛斯成为回鹘统治者驱使和奴役的对象。回鹘对属部控制较严，极尽剥削和压迫，所以很多部落叛离。而黠戛斯人与回鹘之间的争斗一直不断，后来便恢复了汗号，“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回鹘遣宰相伐之，不胜。”[16] 之后黠戛斯与回鹘关系愈发紧张。840年，黠戛斯阿热可汗联合回鹘将军句录莫贺率兵攻破回鹘城，回鹘汗国遂灭亡。至此，黠戛斯结束了与西迁各回鹘部众的敌对关系，虽未能统一大漠南北，但极具声威，一时成为了继突厥、回鹘之后北方草原的主人。《新唐书》中讲到有关黠戛斯的文字时说：“其文字言语，与回鹘正同”。[17] 黠戛斯与回鹘使用的都是古突厥文，语言也大致相同，只是在个别字母或是其变体存在一些区别，语言相通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十分便利的条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征战不休，但在长期的交往和接触中，积极学习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外族文明，尤其是有着坚实文化基础的回鹘一族，强大自己民族的力量，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系统。
我国历史上民族间的斗争基本上属于内部民族斗争，不具有侵略和反侵略色彩，是一种互相征服、兼并或割据、统一的性质。而从统治阶级的动机和本意来说，多是出于种种阶级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但是从客观效果来看，有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进步的作用，这种斗争往往出乎于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所以能够加速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发展与进步。可以说是有进步意义民族斗争关系。
二、民族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影响
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道路也是迂回曲折的。民族融合不仅促进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创造条件。
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满族是我国北方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并且文化水准很高，满族人民十分热爱写对联、猜灯谜、结诗社等活动。比较遗憾的是，一些民间诗歌只是口头流传，并没有记载于书面，有记载的满族诗歌大多是清朝统治者或文人志士之作，这些作品多用汉文刊布，其节奏和韵律也与汉语诗歌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满文诗歌流传于世，其中包括呼伦贝尔左领敖拉常兴，于1851年所著《官便漫游记》上册中的满文诗歌二十一首，尚无汉译文的《空齐歌》《喜宴歌》《绣荷包曲》《告别盛京》。还有乾隆皇帝的《御制翻译全韵诗》《御制避暑山庄诗》等。[18]
满文诗歌的韵律与汉文诗歌不尽相同，汉语诗歌多注重韵脚，而满文诗歌除了押尾韵之外，也押头韵。较其韵脚而言，押头韵的形式更为严格。例如《绣荷包曲》中的一段节选[19]：
fatu pə tʃafarəmuhun pəsərkən tə təhə,
faixaʧara agara pəainaʧi otʃoru səhə,
fai tulərki tə nijalmai asuki pixə,
jasai mukə pə əkʃəmə fufi ʧəntu i tuləsi tuwaxa.
手拿荷包独坐在床，
烦恼忧伤无处去讲，
忽闻窗外传来人声，
急忙拂泪窥视端详。
又如《万寿歌》所录乾隆帝八十一寿辰贺诗中，也有这样的诗歌[20]：
duin namun i bithe be isamjaha,
dur sere bithei urse imiyanjiha.
dursun bisire elengge elbebufi,
duleke ne i sudurï be baktambuha.
辑四库书，
誉髦鼓舞，
惠兹艺林，
上下古今。
gulhun yohi fucihi nomun toktoho,
gubci baingge sain de foroho.
guksen guksen i sabingga tugi jergiseme,
gurun biretei edun aga ijishun oho.
修大藏兮译金经，
广善缘兮福群生，
慈云布获兮光晶莹，
和风甘雨兮弥八紘。[21]
除此之外，还有满文长诗，长诗韵律与短诗有所不同，但也严格的以押头韵的方式出现，例如乾隆御制《河源诗》：有清一代，于康熙四十三年，圣祖命舒兰、拉锡穷黄河之源。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复命阿弥达祭告河神，探黄河真源。《河源诗》就是根据阿弥达所奏河源情况写的叙事诗）罗马转写如下[22]：
daci colhon sunja sehe bime, 微岳曰有五，
dade bilten duin seme ulahabi, 微渎曰有四，
damu hvwang ho bira emu bilten ofi, 四渎河居一，
da gungge abka na de aisilahabi. 宏功赞天地。
enteke akdun dalan uyun mudangga be karmaha bime, 金堤护九曲，
ere udu aniya kemuni baita bihebi, 迩年每有事，
erei weilen hv zi ho bira be sibure gese ofi, 瓠子计已竭，
ede ferguwecuke sekiyen de gingguleme wecebuhebi. 灵源致虔祭。
uttu ofi hiya be unggifi, 因遣侍卫往，
urunakv sekiyen de isinakini seme baihanabuha, 穷源命必至，
uthai marifi ice nirugan be ibebure jakade, 归来新图呈，
udu ba fe nirugan de acanarakv ohobi. 旧图称未备。
onggolo odon noor omo sehengge, 旧云星宿海，
omo uthai birai sekiyen inu sehebi, 便即河源是，
odon serengge monggo gisun, 蒙古语鄂敦，
oron usiha be odon sembi. 鄂敦星宿谓。
ere udu taxaraha ba akv bicibe, 此固非差讹，
erei birai sekiyen kemuni julergi ergide bi, 然河其南寄，
ereci geli wargi ergide baici, 因更向西行，
ele mudangga bime xumin ohobi. 溯洄川益邃。
aisin i bocoi gese suwayan ofi, 色赤作黄金，
aldangga eyen umai suwaliyaganjahakvbi, 别流无敢厕，
ai monggo gebu seme fonjici, 询以蒙古名，
altan gool seme gebulehebi. 曰阿勒坦郭勒。
ede altan oci uthai aisin, 阿勒坦谓黄金，
ere gool sere gisun bira sehebi, 郭勒则河义，
erei wargi ergide amba wehe bifi, 更西得巨石，
emgeri fonjici inu monggo gebu bihebi. 询蒙古名字。
altan gadasu seme gebulehengge, 阿勒坦噶达素，
amargi i hadaha usiha de duibulehebi, 北极星名意，
amba muke be dahangge doose nomun de acaha ofi, 司水见道经，
absi ferguwecuke julge te ishunde acahabi. 不约古今契。
erei dergi ekiyen de biyooran ekcin bifi, 再上则赤壁，
ekcin i dele abkai bilten gese omo bi, 壁端天池积，
ere xeri ci suwayan muke fusihvn eyeme, 酾泉作金色，
ereni teni yargiyan sekiyen be bahafi saha. 真源信无二。
ubai alin i boihon gemu suwayan ofi, 山土胥金色，
umai moo i bujan banjihakvbi, 更无林木翳，
utala eyen dergi julergi ci amargi baru mudalifi, 东南流折北，
urkuji ilan tanggv ba be xurdehebi. 屈注三百里。
dergi baru odon noor be fondoloro jakade, 穿星宿海东，
dendefi boco majige nitan ome kvbulikabi, 色微淡以易，
deserepi wasihvn ici gui de pu de isinafi, 东至贵德堡，
den boljon fuhali suwayan boco ohobi. 遂作纯黄色。
erei onggolo odon noor be sekiyen sehe be kimcici, 向称星宿源，
ede inu hon fikatala taxaraha calabuhakvbi, 亦未大差致，
ereci ji lin bithede niyalma bi sehengge, 集林云有人，
emu hehe cece obure be sabuha sembi. 见妇浣纱异。
tuttu jang kiyan i gajiha tehe i wehe oci, 张骞支机石，
turgun be ging cu gi bithede tucibuhebi, 更述荆楚记，
tulbime bodome odon noor de isinaha turgunde, 或到星宿海，
tubaci ishunde ulanduhai ele dalihvn ohobi. 傅会传奇伪。
abka i emu de banjirengge de dalibufi, 统天一所生，
arbun jijungge nomon de jorin tucibuhebi, 轩图旨早示，
aname yargiyalafi terei narhvn be ejeme, 考订志其详，
aniyadari boljon elhe ojoro be baire be kicembi. 惟吁安澜赐。
全诗分为14小节，每小节4句，共56行。其14节的头韵依次为：da-、e-、u-、o-、e-、a-、e-、a-、e-、u-、de-、e-、tu-、a-，每节第二、四行兼押尾韵-di。除此之外，还有《平定金川诗》《满州乐曲》等，均是头韵诗歌，且押韵明显，换韵规律。但这样韵律完整的诗歌基本出自清宫宗室，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讲究格律。与民间文学相比，民间诗歌更加随性自由，淳朴豪迈。二者都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为什么满文诗歌中也会出现押头韵现象，且格律严谨的头韵诗几乎都出自于皇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与满族族源女真人受回鹘文化影响有关。女真出现于10世纪初，活跃于历史舞台700余年，历经辽、金、元、明四朝，至1653年，清太宗皇太极始改族号为“满洲”（今简称满族）。“1989年，前苏联考古学家指出：古代突厥语各种落在中世纪对远东通古斯语各种落（其中包括女真人）的深刻而全面影响。例如，女真使用的马肚带在8—10世纪回鹘人的遗址中发现过。在滨海地区女真人遗址中经常发现用在马具上的青铜零造扣环小牌饰，大多在第二东突厥、阿尔瓦、回鹘、黠戛斯和渤海遗址发现过。女真人的马具装饰品与欧亚大陆的广阔草原、森林草原地带的马具饰件有密切的关系，受到突厥—回鹘部落和南西伯利亚诸民族的巨大影响。其他如女真人的造型艺术、建筑艺术、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火崇拜、宗教观念、萨满教仪式等精神文化内容也受到突厥文化（包括回鹘文化）的深远影响。”[23] 另据记载，当时回鹘文在金朝境内已有所流播。南宋赵珙《蒙鞑备录》载：
[蒙古]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两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今二年以来，因金国叛亡降附之臣，无地容身，愿为彼用，始教之文书。[24]
说明金朝境内精通回鹘文者不在少数，降附蒙古的金人在将回鹘文传入蒙古族的过程中起过先导和桥梁的作用。[25]
第二，满族先民女真与蒙古的关系。由于女真与蒙古地域相邻，长期以来蒙古与其东邻女真关系密切，接触频繁。女真族的部分首领，追根溯源，与蒙古皆有亲缘关系。此外，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很多女真人除了学习蒙古语，甚至连书信往来也多用蒙古文字写译。后来，即使以蒙古文字为基础的满文被创造出来，但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女真大多数地区仍然并行使用满、蒙两种文字。语言和文字相通，有利于蒙满两族之间的交往。明朝初期，一些女真人到蒙古人家里充当佣工维持生计，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沦为其奴隶，客观条件上是促进了蒙满经济文化的交流。且明代开始设立的辽东马市则成为促进女真、蒙、汉等诸族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场所。由于蒙古对女真的冲击较大，使女真上层领导者感受到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与教训，他们认识到，骁勇善战的蒙古族，特别是其上层之进退、向背，是与自身兴衰与发展关系密切的重大问题。因此，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都非常重视与蒙古的关系，遂满蒙联盟成为清代重要国策之一。
第三，清初统治者对蒙古的政策。满蒙汉“联盟”关系，是清朝满族统治者为处理好蒙古族封建王公、汉族地主阶级和各民族关系中一直不变的主旨，也是清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长达近三百年有效统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基本国策。满族文学的发展与这一政策的实施也密不可分。为了拉拢蒙古贵族，巩固满蒙联盟关系，努尔哈赤向内蒙古科尔沁部落提出聘女为妃，结为姻亲。除此之外，还有其皇子、贝勒等与蒙古部落联姻的实例，满蒙联姻，不仅促进了双方的友好，巩固了满蒙联盟的关系，更重要的使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交往更为密切。为了更好的实行统治，汲取学习蒙古文化，也是势在必行的。
第四，清朝统治者个人因素。皇太极曾十分重视归降官吏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向他们学习治国安邦、利国利民的统治方法；顺治年间，满族文学逐渐开始崛起，除了统一局面的形成和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政策的实施，皇室自身起到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清朝定都北京后，统治者与皇室宗亲属于上层人物，并且处于优越地位，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其他诸部高层进行文化交往，也有方便的条件接触其他民族文学方面和学识方面的有识之士，这对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有很大的帮助；康熙时期，康熙帝本人勤奋好学，并大力倡导文学。康熙帝勤于学习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十一月壬戌朔，上驻江宁。癸亥，诣明陵致尊。乙丑，回銮。泊周燕子矶，读书至三鼓。侍臣高士奇请曰：“圣躬过劳，宜少节养。”上曰“朕自五龄受书，诵读恒至夜分，乐此不为疲也。”[26]
不仅如此，康熙帝非常重视教育，多次下旨令其宗室子弟多读书，遂皇子中多是文学造诣颇高之人，对后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熙帝还实行了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对学习他族文化，尤其是蒙、汉文化采取鼓励的态度。由于他的大力倡导，满族文学迅速发展。至乾嘉时期，满族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涌现了十分优秀的宗室诗人。乾隆帝本人自幼学习满文、汉文、蒙古文，对汉蒙文化都有颇深的了解，他博古通今，爱好文学，尤其喜爱写诗，他一生所创作的汉文诗歌、满文诗歌等多达四万余首。押头韵的满文《河源诗》正是出自其诗集《御制诗》。
综上所述，满族文学中诗歌作品韵律的形成与其先民女真受回鹘文化的影响有关，但更多的是清朝统治以来，与周边蒙古族的关系密切，其文学作品在清统治者开明的文化政策下受到蒙古族诗歌韵律的影响，而上文提到，蒙古族头韵诗歌则是受回鹘文化之影响，这说明，回鹘文化也间接影响到满族文化的发展。在经历了历代统治者不同的努力之后，满族韵文诗歌先是在皇室宗亲中频繁出现，后逐渐对民间文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无独有偶，民族文学受回鹘文化间接影响的不止满族一个。我国西北地区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裕固族也是其中之一。裕固族的语言比较特殊，主要使用三种语言：第一种是西部裕固语，属于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与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种是东部裕固语，属于阿勒泰语系蒙古语族，他与同语族的蒙古语、东乡语密切相关。说西部裕固语的一支系回鹘后裔，文学作品不论是形式、内容、格律等必受其先民回鹘文化的影响，此不赘述。裕固族由于文字的失传，口头民间文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口头诗歌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说东部裕固语的一支其口头诗歌有鲜明的特征，押头韵就是东部裕固语口头诗歌的一种重要韵式，例如《大小黄骠马》（节选）：
altatə dovhonga doshizhi
alagh garə hazhəghwe
menggə manzhəla ya barəzhi
mengke nasəniandalvhazhi
金顶的庙宇修建时，
必须有雕花的柱子才能撑起来，
银子做的曼只拉献给寺院，
是我将永恒的生命托付给神。[27]
这一诗节的四个诗句中，前两句以“a-”开头押韵，后两句以“men-”音节押韵，形成了“AABB”型的双联押韵。与蒙古文诗歌押韵形式一致。就押头韵来说，在东部裕固语口头诗歌中主要有以下形式：AA型、AAA型、ABB型、AAAB型、AABC型、ABBC型等。此外，还有四句以上的诗节，押头韵的情况较为复杂，由于在不同口头诗歌的诗节中诗句数量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押头韵类型。这种押头韵形式在蒙古地区的长调或者短调口头诗歌中也普遍出现。[28] 由此可见，东部裕固语口头诗歌与蒙古族民间文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形成了不同于蒙古文学作品的独特风格。
说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族源为元明时代活跃于河西走廊的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豳王家族成员。豳王家族指的是察合台曾孙出伯、哈班兄弟及其后裔。至元十三年（1276）由于不满窝阔台汗海都、察合台汗八剌等于西域发动的叛乱，出伯、哈班兄弟率万骑东奔元廷，投于忽必烈麾下。出伯兄弟由此受到了忽必烈的重用，相继获封为豳王（驻肃州，1307年）、肃王（驻瓜州，1329年）、西宁王（驻沙州，1329年）、威武西宁王（驻哈密，1334年），受命镇守河西走廊和西域东部地区。”[29]
在以出伯为首的蒙古豳王家族驻守河西地区之时，回鹘文化在其扶持和鼓励之下，得到了持续繁荣。“首先，在豳王辖区内出现大量多体文字六字真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多体六字真言的题记中，汉文、梵文、藏文和回鹘文是无一或缺的。当时，汉、梵、藏三种文字通行于全国佛教界，回鹘文与之并重，无疑体现了回鹘在元代河西地区的独特地位。在酒泉文殊山石窟出土的《有元重修文殊寺碑》中，虽然记载的是出伯孙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及其兄弟、亲属等发心重修文殊寺的事迹，但整个碑文使用的是汉文和回鹘文，却不用蒙古文。”[30] 其次，“在酒泉文殊沟发现的抄写于康熙二十六（1687）年的敦煌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可以证明，至迟到清康熙朝后期，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使用回鹘文，回鹘佛教与其文化的保留，为后来裕固族佛教的繁荣和文化传统的长期保持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蒙古豳王家族与回鹘长期保持非常密切的文化关系，为回鹘与蒙古人的文化融合奠定了基础。”[31] 裕固族文化特征的形成自然与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蒙古人豳王家族在回鹘文化传播与裕固族特色民间文学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
不仅是文化的发展，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与民族间的融合是分不开的。民族融合指的就是一些民族或者这个民族的各个部分，互相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新的民族形成、兴起、发展大多以民族间的融合开始，一些民族的演变和消失也伴随着新的更广泛的民族融合而结束。从上述民族头韵诗特征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部分民族本身就是一个相互接近、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历史过程。
三、无押头韵特征的阿尔泰语系各族
“头韵是阿尔泰语系诗歌的主要韵律特点，由于阿尔泰语系每个词的重音大都在前，所以在韵律上自然以头韵为主。”[32] 押头韵的格律形式出现在诸多阿尔泰语系诗歌作品当中，与语言特点语音和谐规律存在必然的联系，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带来的影响。除了上述提到的各民族以外，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其他诸族也拥有本民族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比如与草原文化息息相关的哈萨克族英雄史诗；分布在青海、甘肃等地的撒拉族有用本名族语言演唱的民歌“玉儿”、撒拉“花儿”等；素有“土族之乡是民歌的海洋”之称的土族民歌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每个民族的诗歌或民歌都别具一格，形式多样，遵循各式各样的节奏和韵律。纵观这些民族的诗歌作品，几乎没有出现上文提到的严格押头韵的押韵方式。究其根本，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其族员或是先民与回鹘接触不多，受回鹘文化影响因素少。例如，哈萨克族历史上分为多个部落，乌孙就是哈萨克族最大的部落，康里是哈萨克族重要的部落之一，属突厥语族，乃蛮部落也属其中之一，哈萨克族起源历史悠久，是由许多民族和部落的部分后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而成的。不论是从哈萨克族族源或是在其融合、形成过程中的各部落而言，基本与回鹘一族没有交集。
第二，其民族祖先是从别地迁来中国。乌兹别克族，起源于14世纪前半叶蒙古金帐汗国的乌兹别克汗，因为他的势力强大，其国被称为乌兹别克汗国。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部分乌兹别克游牧民从西伯利亚西部和哈萨克斯坦南下中亚农业区，与当地务农居民融合，逐渐形成乌兹别克斯坦。我国的乌兹别克族祖先是从18世纪50年代起，陆续从乌兹别克斯坦迁入新疆的，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从中亚迁来新疆的乌兹别克人络绎不绝，逐渐成为中国的乌兹别克族。首先这一族文化并不会受回鹘文化直接影响，其次，他们也并不像满族或是说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一样因为与蒙古关系密切，间接受其影响。
第三，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需要统一、稳定的局面。蒙、满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为更好的巩固统治，丰富民族文化，统治者均以开放的政策向其他民族学习文明因子。而相对稳定的大环境更加有利于文化传播，各族文学在技巧、方法、格式等方面的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使各族的文学形式得到充实和发展。撒拉族先民历史上就没有形成割据或政权。撒拉族原称撒鲁尔，是突厥乌古斯部落之一，后来被泛称土库曼人，其中的一支经撒马尔罕东迁中国，形成了撒拉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较于统一局面形成后各族之间的学习效果甚微。
小结
我国北方是人类最早栖息和繁衍的地方之一，民族形成之后，这里就成了古代北方诸民族先民的摇篮和活动中心。这个地区，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而且各民族形成有先有后，互相兼并融合，分分合合，成分十分复杂。各民族之间有着经济上互相往来，文化上相互吸收，血统上互相融合的密切关系。尽管各民族之间发生过战争和纠纷，历史上也不断出现民族对抗、割据、分裂的情况，但各民族间还是存在逐步接近，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本文将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不同语族的蒙古族、满族、裕固族、柯尔克孜族等诗歌作品的韵律加以分析，发现不同民族的诗歌中出现了相同或相近的押韵方式，然后从族源等多个角度出发，推断其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以一个新的视角发现北方民族文化中的密切联系，维吾尔族和裕固族作为回鹘后裔，文学作品必定受回鹘文化直接影响，而蒙古族、满族等其他北方民族，并非与回鹘一族一脉相承，但也受到了回鹘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遂得出头韵诗的出现并不是民族共性而是民族之间经历漫长斗争或融合过程后相互影响之结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批准号：22VRC025）。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男，汉族，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燕山大学特聘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叶凯歌（1991- ），女，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裕固族历史文化与回鹘语文献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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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富学、阿布都外力·克热木：《回鹘文摩尼教诗歌及其审美特征》，《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72页。
[2]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7页。
[3]胡蓉、杨富学、叶凯歌：《敦煌文献与裕固族古代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66页。
[4]尼·波普著，应琳译《阿尔泰语言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编《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择》，1982年，第1页。
[5]满都呼：《蒙古族诗歌格律》，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23页。
[6]满都呼：《蒙古族诗歌格律》，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1页。
[7]R. Dankoff & J. Kelly (eds. and trs.),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by Mahmud al-Kašɣari, Vol. 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inting Office, 1982, p. 141；（喀喇汗王朝）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8]P. Zieme, “Zur buddhistiscnen Stabreimdichtung der alten Uigure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9, 1975, pp. 188-189.
[9]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92—294页。
[10]《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48页。
[11]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12]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6—17页。
[13]《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9页。
[14]侯尔瑞：《柯尔克孜族诗歌格律初探》，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24页。
[15]《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9页。
[16]《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9页。
[17]《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8页。
[18]富丽：《满族诗歌格律》，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7页。
[19]富丽：《满族诗歌格律》，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艺研究所文学研究室编《少数民族诗歌格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3页。
[20]沈原、毛必扬：《清宫满文诗歌的韵律》，《满文研究》1996年第3辑，第301页。
[21]沈原、毛必扬：《清宫满文诗歌的韵律》，《满文研究》1996年第3辑，第301页。
[22]沈原、毛必扬：《清宫满文诗歌的韵律》，《满文研究》1996年第3辑，第305—307页。
[23]冯继钦：《金代的回鹘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1期，第51页。
[24]﹝宋﹞孟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文殿阁书社，1936年，第13页。
[25]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89页。
[26]《清史稿》卷七《圣祖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1页。
[27]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选（一）》，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326—327页。
[28]李建宗、韩杰、阿尔斯兰、达隆东智：《裕固族口头文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8年，第111页。
[29]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5—38页。
[30]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57—158页。
[31]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5页。
[32]赵志忠：《论满文诗歌韵律》，《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第72页。
编按：本文原刊《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16—25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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